2011刑诉法大修要优先保护人权(2020年刑诉法大修何时生效)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部分内容做了修五克服更曾督抗声也结订，从修订的内容来看，立法机关通过增设干扰宪见百业还方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罪等罪名红担路吗刻木段视，弥补了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体系中的疏漏。从修订的方法来看，立法机关采用了独立危险罗比降明河置宣犯的形式，明显地反映了我国刑法关于公共安全罪的立法向着公共民危险罪演变的趋势。在传统上，公共安全罪属于重罪，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某些较为轻微然而对于公共安全具有较大危险的犯罪，对此，立法机关设立了公共安全的轻微犯，反映了保护公共安全的理念转变，对于我国刑法中的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发展与完善
刑事诉讼法十五年后第二次修改，即将提交人大审议。已到最后阶段，基本文本的讨论，仍然限于高层立法圈很小的范围。修改稿全文到现在都未公布，仅有参加立法活动的专家学者的零星透露。据参加过讨论的若干学者说，有进步，但不能抱太大期望。他们甚至认为现在尚不是修法的最好时期。但修比不修好，积跬步以行千里，小的积累，能积成大的突破。
修订稿已定型，不会大变，有意义的讨论都只能限于微观的条款了。但在上会期间，人大的审议仍然会涉及一些重大问题，从司法实践的角度，仍有几点宏观思考需要厘清。
刑诉法修改需要一种大局观，公安、检察和律师界要达成共识。毋须讳言，当前刑诉法修改中的一些改进，阻力主要来自于公安、检察和纪委系统。律师法经全国人大修改通过后，中国的刑事辩护领域的争议和摩擦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律师界法学界抱怨法制的倒退，公安检察则进行着越来越顽强的权利坚守，甚至是向辩护权的权利侵夺。这种争议，掺杂职业取向上的门户之见，更重要的是一种公、私权利的冲突，人权观念的冲突。
现在所有的争议点，都在于被告权利界线应保护到哪里；争议背后，就是警察权、检察权和律师权的争夺。律师权代表着潜在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并不是律师自已的权利，律师只是民权的代言者。会见权、阅卷权、调查权、取证权、质证权、抗辩权、控告权、违法证据质疑和排除权，都体现了民权同犯罪侦查权、检察检控权这种公权的交锋。是打击犯罪优先，还是保护人权优先，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必须确定的一个大问题。
有人说，“打击犯罪就是为了保护人民”。那么打击中的误伤和冤案，是不是在保护人民？在打击过程中如何严格程序，限制滥用权力，保护民众的基本人权，并不能让位于“打击犯罪第一”。
律师的辩护权也是帮助公权查明真相，防止失误，实现不枉不纵，两者总体目标一致。同时，警察、检察官、法官也是公民，律师权其实也代表着他们的个人权益——现在公检法人员犯罪的比例也很高。因此，刑诉法修改必须摒弃门户之见，需要公安、检察、纪检机关的理解和支持。
当前修法，必须限制警察权和检察权，从各个细节保护公民权利。很多冤案，并非出于过失，而是一种故意。其原因，一是权力干预，二是金钱收买，三是人情关系，四是意气滥权。第五，才是水平失误。大量涉法上访，不是百姓刁蛮，而是因为司法未能实现正义。没有一件冤假错案不是歪嘴和尚念经，严重破坏法律程序造成的。如果刑事诉讼法中少一些模凌两可的条款，不给一些恶意执法者提供故意恶意执法的空间，刑事司法的现状就会更好一些。
由于公权强势，修法时很多良好的出发点，最后反而收获了跳蚤。老刑诉法的会见权、阅卷权，就是在97修法后才恶化的。这次修法，由于有了律师法后的一些实践较量，侦查权、检控权、辩护权的争夺点已十分清楚。如果不能坚守律师法的已有成果，进一步限制被告权、律师权的条款势必产生。
比如这次修法加强技术侦查权力，加强这类证据的法定效力，貌似为了限制口供的作用，防止刑讯逼供现象，但监听、监控手段如果法定化，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可能是灾难性的。法制发达国家的技术侦查证据的运用有严格限制，而且有对人权的强势保护。一个城市装数十万监控头还成了正面政绩，这说明人的基本隐私权根本没被真正尊重。现成的教训是：高检全程审讯录像，花了这么多投入，并没有真正制约刑讯逼供现象。法庭基本上不放录像，即使放，也不是律师申请的要害时间的。如此一来，技侦手段收获的，不是限制违法审讯，反倒成了刑讯的遮羞布。
惟有真正将人的权利摆在高处，被告的各项权利、律师的各项权利等等，才可能有实质性的明确规定，吸收十五年来的实践成果，一些尖锐的矛盾，才有望通过这次修法，得到实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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