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宅基地保障功能弱化，资本功能日益凸显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逐步实施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强调优先发展工业，国家通过直接获取除农民基本生存消费之外的全部农业剩余来保证城市工业发展，同时实行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限制农民离开土地，限制农民进城。而要达到以上目的，国家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限制农民的自由流动。所谓“组织起来”，就是在农村实行单位制度，这个单位就是人民公社，而“单位”必须保证其成员享有基本的生存条件，保证其成员的居住权，而在农村无偿分配宅基地就是单位对其成员的一种福利，因此，宅基地制度设计的定位就是在于保障功能。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在城乡统筹背景之下，要求城乡各种要素能够自由的流动，农民对宅基地不仅限于居住的要求，也有通过买卖、出租、抵押等方式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诉求，宅基地资本功能日益凸显。
从城市化国家的发展过程来看，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就会相应地从农村转移到非农业，从农民转为产业工人。在计划经济时代，人口和要素的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宅基地制度安排承担着稳定农村社会等基本功能，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城乡户籍制度的放松，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大量农民涌人城市，据统计，从1980年到2007年，由职业转换、身份转换和代际转换原因，约有4亿农民转移到城市成为城市居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在城市已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已融人城市的节奏，但其在农村的宅基地仍然闲置。农村人口的减少，使得农村建设用地需求减少，相当一部分宅基地闲置，而城市化的加快，城市建设用地需求必然增加。显然，现行的宅基地资源并未在统筹城乡的背景下得到合理配置。
(1)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城镇居民不得购置宅基地，除非其依法将户口迁入该集体经济组织。
(2)宅基地使用权的用途仅限于村民建造个人住宅。个人住宅包括住房以及与村民居住生活有关的附属设施，如厨房、院墙等。
(3)宅基地使用权实行严格的“一户一之宅”制。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建住宅，应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但如果涉及占用农用地的，应依照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
城市房屋拆迁针对的是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而农村房屋拆迁，又称征地拆迁，其针对的主要是集体所有的土地，在拆迁前，需要依法办理集体土地征收手续，将集体土地变更为国有土地，即宅基地上的房屋应先征地、后拆迁。按照现行法律，农村集体可以为了公共目的收回农民的宅基地，并给予“合适”的补偿，但该“合适”的补偿标准却并未明确界定，由此给农村宅基地上的补偿带来了很大的随意性，如果对拆迁房屋按照《土地管理法》中规定的地上附着物给予补偿，那么与临近国有土地上房屋的补偿标准相比，明显偏低。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主要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补偿依据一般根据城市房屋所在的区位、用途和建筑面积予以确定，补偿数额较为合理，而农村房屋拆迁适用《土地管理法》，该法规定较为笼统，还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对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进行规制，这显然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利益，在实践中，农民的补偿数额是非常低的。
作为一种社会福利，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是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取得，而非通过市场行为交易所得，农村宅基地取得具有无偿性，农民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成本基本为零，这激起了农民尽可能多占宅基地的欲望，农村宅基地取得的监管措施并不严格，批少占多，建了新房也拒不交出闲置下来的老宅基地，一些乡、村领导干部凭权力、关系占有多处宅基地等等现象比较普遍，加之农房继承等事实行为以及祖宅不卖等风俗习惯，导致一户多宅和超标占地现象较为普遍。
宅基地产权制度困境
(一)一户多宅和超标占地现象比较普遍，土地浪费严重
(五)宅基地拆迁补偿缺乏相应规定，补偿偏低
(二)城市化进程加剧了农村宅基地的闲置
我国现行法律及相关政策大多并不禁止农房交易，但限制宅基地使用权的市场交易，而我国又实行的是房地一体的立法例，因此，农房交易事实上是受到限制的。但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地带，农房买卖、出租、抵押十分活跃，这在笔者前面的实证调研中也得到了体现，宅基地使用权因此而变相流转，由于这种流转并不受现行法律的认可，因此只能采取私下交易的方式，无疑增加了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最近几年来，各地法院审理宅基地纠纷的案件明显增多，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谐。
(三)城乡结合部宅基地隐性流转与私下交易大量存在
宅基地是农村的农户或个人用作住宅基地而占有、利用本集体所有的土地,下面我们将详细介绍宅基地产权问题：
宅基地使用权
